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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咖啡馆到精神病院
2006年10月10日，带着画笔画架，背着被褥，郭海平拖着一只行李箱，在旁人异样的目光中走进了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。
祖堂山精神病院始建于1952年10月，是南京仅有的两所精神病院之一。该院有7个病区，400多名病人。入住精神病院之前，郭海平是一个成功的自由画家和咖啡馆老板，咖啡馆叫“半坡村”，在南京它和“先锋书店”一样，几乎是“文化”和“品位”的代名词，这里也会经常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先锋影展和文化沙龙。
郭海平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，在家排行老六，是最小的孩子，他对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关注，起源于他的哥哥。天分聪慧的哥哥比他大十来岁，性格内敛，身材健壮，原本父母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最大，但因为在南大工作的父亲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这使得哥哥在参军时政审不合格，只得改放到苏北的农村。
然而哥哥回来时却已经换了一副模样，“那时候我还很小，大概一年级，一天放学回家，突然看见下放当知青的哥哥被人送回家了，两个大汉一左一右押着他，他被用绳子五花大绑，勒在我们家的凳子上。”
现在谈及当时的情景时，郭海平还是十分动容，也正是那时哥哥的眼神在郭海平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，这也成了后来郭海平对精神病如此关注的隐秘因素。
1979年5月，少年的郭海平进到了工厂里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发现比他小二岁的邻居潘登正在与一帮同龄人混在一起学艺术，当郭海平走进潘登那摆满油画、素描习作的画室时，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，内心里对于艺术的那部分渴望开始成形萌芽。
跟在他们之后才一年，郭海平就要辞职下海搞艺术，在遭到家长的坚决反对后，他与潘登一起施行了被称之为“叛国”的偷渡计划。最终在边境被端着上了刺刀长枪的武装警察发现，幸亏当时他们各自都拎着写生的画箱和穿着很象画家的风衣，才未被捕入狱。最后潘登进入了收容站，而郭海平独自一人爬了多次火车回到了南京。
后来，郭海平却渐渐发现自己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——日子过得颠三倒四，别人熟睡的时候，他却拿着画笔涂涂画画；不愿上班，不愿按时作休，不愿跟人交流，对于惊诧与疑问一概不予理会……他的父亲认为是艺术把儿子害成这样的，于是把他的画全都烧掉了。
后来郭海平又注意到，很多艺术家在搞艺术的同时精神方面或多或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，这让他一度感到非常困惑。为了揭示这其中的秘密，他开始接触到变态心理学，也开始对精神病人与艺术家心理表现出特殊的兴趣。
1989年，郭海平首次在国内开辟了心理热线。在做了4年心理咨询师之后，这种一对一的问题解决方式让他失去了兴致，同时他也注意到社会上患精神病的人数日趋上升，那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在精神病院成立艺术病区，帮助精神病患者拿起画笔进行艺术创作，从而使他们压抑和窒息的精神找到一个喷薄的出口呢？
郭海平心中立刻出现一个疯狂的想法——他要入住精神病院，当他把这个计划提出后，周围的人怀疑他是不是“疯了”。但郭海平不管，他执拗地去各家精神病院询问可否入住，哪有正常人主动要求住精神病院的呢？很多精神病院觉得他不可理喻，那阵子郭海平走遍了北京、上海等地，十个月过去了，就在他自己都即将要失去了信心之时，最终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答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“试验”。
颇具戏剧效果的是，郭海平穿上蓝条纹病号服住进病房的日子恰好是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。
病人就像自己的哥们儿
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生活规律而枯燥。
早上六点起床，洗漱早餐过后，是广播操时间，那是病人们一天中难得的室外时光，其余时间他们都在房间里度过，上午和下午数个小时的娱疗时间，中午和晚上的吃药时间，午睡时间和晚上的就寝时间，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平静和沉闷，有时也会有突发时间打破这份死寂——那就是病人情绪不稳发病的时候。
刚进去时，院长带着郭海平走在医院里，有病人悄悄问他，“刚来的啊？”这让郭海平忍俊不禁。但更多的时候则有害怕，每到夜晚郭海平总有一种恐怖的感觉，内心里觉得有些不安定。除开精神上的恐惧之外，最开始与病人的接触也并不顺利。虽然每天都会有病人三三两两在他身边游走，但有的喃喃自语，有的大唱儿歌，有的傻笑，有的尖叫，令他完全摸不透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后，就在郭海平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的时候，他突然摸到了找到了与其相处的门道。
郭海平发现，这些精神病人基本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，不会伤人，只有在他们感觉到危险或内心不安时才会狂躁起来。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哥哥，胆怯怕事，在受到嘲笑侮辱时，才会完全情绪失控。
当时郭海平住在四楼，三楼是病房，有一天楼下有个病人在晒太阳，虽然互相之间看不到面，照不到面，但听到他在楼下吹口哨，郭海平也自然而然吹起了口哨，然后两人就用口哨的声音交流起来，氛围很舒畅，也让人感觉愉快。“我们俩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，像两只鸟儿般互相唱和，而且明确感受到彼此都非常愉快。”
在那之后，郭海平和病人们的相处开始融洽起来，有时候兴致来了他还会和病人们像哥们一样拍肩搭背，这时候的病人完全看不出与常人有异。
祖堂山精神病院的主任王玉说，“一开始，我们都并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，怎么干，医院对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把握，也从来没有过先例。”工作之余的王玉也是一名艺术爱好者，早在一次名为“病：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”的艺术展上，她与郭海平便结识了，并保持了多年友谊，郭海平能入院进行这次破天荒的尝试，王玉可谓出了不少力。
对于郭海平的试验，医院很支持，把住院部的四楼全部拨给他使用。那里有几间很大的活动室，每天下午，医生带着病人过来画画，有些人只是看看就走了，但也有一些会愿意留下来。郭海平提供用具后就在一旁观看，任他们随心所欲地描绘出自己想画的任何东西。
恐惧繁衍出的艺术
“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这种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关系一直吸引着我，在‘疯狂’和‘天才’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，疯子与天才只有一线之隔，像凡?高、蒙克、贝多芬、莫扎特、康德、尼采、伍尔夫……在我的经验中似乎只有那些极富智慧、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，只有那些不甘平庸、喜欢在自己精神世界里沉醉和畅游的人，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，并在心理上留下障碍，久而久之，他们的心理上便形成了某种错乱的病态表现。”
郭海平周围的许多艺术家，也跟他一样，经常昼夜颠倒，满脑子的奇思异想，对外界和社会交际很容易表现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不适应，“也许，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，我们这些搞艺术的，脑子也都有点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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